三、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近年来，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不仅得到了方言学界的充分重视，而且也得到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者、近代或古代汉语语法研究者以及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21年度的方法语法研究继续承上启下，在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新的进展。

2021年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成果，发表的期刊范围比以往有所扩大。据统计，2021年语言学专业期刊上共发表方言语法论文90篇，《方言》历来是刊发方言语法论文的最重要阵地，其他的核心杂志，如《中国语文》《语言科学》《语文研究》《语言研究》刊登了较多方言论文，《当代语言学》《民族语文》《汉语史学报》也刊登了少量方言语法文章。其他综合性期刊上发表各类方言语法论文21篇。这说明方言语法研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方言中的语法现象不再单纯作为方言研究者描写的对象，也为其他的语言学分支，如理论语言学、类型学、汉语史等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线索，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一批方言语法专著值得关注。单点方言语法描写专著有汪国胜教授主编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丛书”系列之《丹江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10月），《安阳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辉县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盛益民《吴语绍兴（柯桥）方言参考语法》（商务印书馆，7月）以及刘宇《哈尔滨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7月）。以区域为对象的方言语法专著如邢福义总主编《全球华语语法·香港卷》（商务印书馆，9月）、侯超《皖北中原官话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敏春芳《甘肃方言语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也有以某个语法范畴为对象的专著或论文集，如王桂亮《汉语方言完成体标记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此外，一些综合性方言专著如桑宇红教授主编“河北方言研究丛书”中设有“语法”章节，一些类型学专著也广泛使用方言语法材料，如陈前瑞《汉语体标记语法化的类型研究》（商务印书馆，12月）、叶婧婷《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类型学研究——基于语义地图的跨语言视角》（上海辞书出版社，11月）等。

2021年度方言语法研究，可以从词类与构词、时体情态、句式句法以及综合描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词类及构词

1. 代词

代词的来源和构成历来是研究的热点。吴春亮《徽语婺源方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探源》（《中国语文》第1期）讨论了徽语婺源方言今读［xã33］的人称代词复数标记，认为其来自于“和尔”的合音；温昌衍《惠州方言单数人称代词领格形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1期）指出惠州客家话人称代词[35]调并不是人称代词本身的调值，而是借用复数人称代词充当领格标记的结果。而变读[55]调是上声字作为上字时连读变调的结果。这反映出人称代词领格形式使用复数标记广泛分布于南方汉语方言，与亲属称谓词结合后会按照该方言的变调规律发生进一步变化，在语法功能上也会发生进一步扩展。此外，王越《东北官话“咱们”的排除性指称模式——兼谈可辨识指标在人称范畴上的体现》（《汉语学报》第1期）、刘君敬《第三人称代词“渠伊”的语体性质》（《语言研究》第2期）对人称代词进行了相关研究。

指示代词的三分现象得到广泛关注。雷艳萍《浙江武义畲话的更远指代词“尔”》（《方言》第2期）指出浙江武义畲话的指示代词存在三分现象，其中更远指代词“尔”语音上发生了[ŋ21][ŋ35]的分化，“尔[ŋ21]”可以充当更远指代词以及定指标记，但并不能独立使用，而“尔[ŋ35]”可以独立使用，并充当话题、主语和宾语等成分，二者分工不同。“尔[ŋ35]”是表处所的后附语素[tiʔ55]脱落的结果。姜迎春、甘于恩《湖北武穴方言指示代词三分型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描写了湖北武穴方言“嗒-勒1/兀-勒2”，在指人、物和处所以及时间和方式上，均可以出现严格的三分。但“兀”不能指示时间和指示性状，进一步论证了指示代词的蕴含共性。吴剑锋《赣语安徽岳西话的指示代词》（《语言科学》第5期）描写赣语安徽岳西话的指示语素“得-嗯-兀”存在三分现象，可以表示处所、时间、方式、程度的三分。岳西话的指示语素“得-嗯-兀”符合语音象似性原则，并进一步指出第二人称代词与远指代词“嗯”存在同源现象，二者只有声调的不同。除了三分现象，黄河《西北部吴语事物疑问代词的来源》（《方言》第2期）采用地理语言学方法，论证西北部吴语疑问代词的词根语素为“底”。张磊《山东无棣方言的定语标记“那[·nə]”》（《方言》第1期）描述了指示词“那”演变为定语标记的过程。

2. 词的语法化及词义的多功能性

除代词的研究外，某一词类的语法化以及词义的多功能性是汉语方言学、历史语法学及类型学共同关注的话题。词的语法化及词义多功能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词的语法化属于历时视角，展现实词经历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等发展出某一功能的过程。词义多功能性是共时视角，展示某个词在共时平面上承担的所有语义语法功能。虽然词义的多功能性往往是语法化不同阶段在共同平面上的反映，但并不必然。有些词义的多功能性由不同的句法结构引起或与语言接触有关。此外，词的语法化路径通常揭示实词发展为虚词的过程，而词义的多功能性也可以是某一实词的多功能性。

历史上来源于持拿义的动词“把”在汉语方言中的发展路径多样。除了一般的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外，黄晓雪《汉语方言处置标记到受益者标记的演变》（《语言研究》第4期）显示在湘语、赣语、江淮官话等地，处置标记“把”在“N1＋把＋N2＋V＋N3”结构中发展出受益标记的用法。曾丽娟《邵东话中表置换假设的“把”及其来源》认为“把”在邵东话中发展出置换假设义连词，其语法化路径为：持拿义>给予义>使令义>置换假设义（《语言研究》第3期）。徐英《湖北罗田方言的无宾“把”字句》描写湖北罗田方言的无宾“把”字句发展出处置副词的用法（《方言》第2期）。

有关语法化文章中比较重要的还有：吴越《瑞安方言话题标记“乜”——从疑问代词到话题标记》（《中国语文》第3期），指出话题标记“乜”源于疑问代词，语法化机制是重新分析，重新分析的桥接语境是“乜”用于属性否定，“命题内嵌”否定和内容否定的情形。黄维军、岳立静《安徽黟县方言言说动词“讲”及其语法化》（《方言》第3期）描写了安徽黟县方言的言说动词“讲”由言说动词发展为话题标记、重申标记、传信标记和引语标记；其中传信标记进一步发展从从句标记，引语标记进一步发展为标句词。此外还有黄燕旋《19世纪潮州方言文献中的高程度补语“在”及其来源》（《语言研究》第2期），徐晓娴、庄初升《泉州话副词“ʦiaʔ”的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七辑），周敏莉、李小军《新邵湘语指量短语“箇1个[ko31 ko5]”及其合音词“箇2[ko45 ]”》（《语言研究》第3期）等。

关于词义的多功能性，吴福祥、金小栋《甘青方言若干附置词“伴随-工具-方所”多功能模式的来源》（《中国语文》第3期）报道甘青方言有些附置词有“伴随-工具（-方所）”这样的多功能模式，是源自周边阿尔泰语言相同多功能模式的区域扩散。王健、熊远航《江西抚州方言“是”的特殊用法》（《方言》第4期）报道了抚州方言“是”可以充当话题标记、语气词，还可以表示肯定、揣度、存在、拥有等多功能用法。徐丹《追踪甘青一带语言区域内汉语及其变体格标记形成的轨迹》（《语言科学》第3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论述了甘青方言变体格标记形成的轨迹。项开喜《安徽枞阳方言表筹划义的动词“科着”》（《方言》第3期）描写了安徽枞阳方言“科着”从行为动词到心理动词的过程。李桂兰《江西吉水方言“等”的多功能用法及语义演变》（《方言》第2期）指出“等”有多种不见于普通话的用法，如平比介词、人物方向和受益者介词等。王莹莹《蒙城方言“叫”的多功能用法及其演变》（《汉语学报》第4期），显示“叫”的语义演变路径为：叫喊＞使令；使令＞置换假设；使令＞容让＞非自愿容让＞被动；使令＞致使＞处置。孙嘉铭《河南舞阳方言副词“光”的多功能性》（《汉语学报》第3期）指出河南舞阳方言的副词“光”可以表示限制量化、高频惯常、条件必然等意义，讨论了由量到情态是汉语中一条自然的语义演变路径。林华勇、刘玲《贵港客家话“去”的功能及语言接触问题》（《民族语文》第3期）对贵港客家话“去”的多功能性进行测试性描述，认为不能排除语言接触的因素。黄燕旋《19世纪潮州方言文献中的高程度补语“在”及其来源》（《语言研究》第2期）介绍了19世纪潮州方言罗马文献中动词“在”逐步演变成表程度高的唯补副词的过程。

3. 构词法

构词法包括附加、重叠等手段。附加法主要是以后缀的研究为主，如庄初升《湘、赣方言与“儿子”义名词相关的后缀》（《方言》第1期）从共时比较的角度，论证湘、赣语表示“儿子”义的后缀来源于“崽”的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郭利霞《北方方言的后缀“手”》（《方言》第1期）认为构成抽象名词和表状态的手仅见于官话方言，特别是表状态的“手”，集中分布在晋冀鲁少数几个方言点，是对早期北京官话同类用法的继承。其他的后缀研究还有崔山佳《吴语后缀“生”的演变》（《方言》第2期），朱富林、包妍、吕倩倩《甘肃陇西方言的子尾与儿尾》（《方言》第4期），司罗红《河南新密方言附着于量词和数量结构的“了”》（《语文研究》第3期）等。

重叠研究主要有唐贤清《汉语重叠式副词研究》（《古汉语研究》第4期）结合文献与方言材料，讨论AA式重叠式副词发展的各种类型。张庆文、林华勇《当方位遇上重叠：廉江粤语重叠方位》（《中国语言学报（JCL）》第1期）指出廉江粤语的重叠式方位短语，重叠处所名词是整个方位短语的修饰语，方位指示语才是整个方位短语的中心语。

除了构词、构形的功能，表现性形态或评价性形态值得关注。宋文辉《河北正定方言的表现性后缀“嗒”》（《语文研究》第4期），河北正定方言的“嗒”属于表现性形态，而非一般的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董秀芳《汉藏语系语言的评价性形态》（《民族语文》第2期）一文用到了评价性形态，里面用民族语包括丰富的汉语方言材料，涉及动词或形容词的加缀、重叠等方式构成的表小、增量、贬化、褒化、表敬等。显示出这些形态不同于构词形态和构形形态的特点。

（二）时体情态

时体、情态一直是汉语研究的热点，关于汉语是否有成熟的时体情态范畴还存在争议。但汉语及方言中都有相应的手段标记时体或情态语义，有多篇论文对某个具体方言或区域方言的时体范畴进行了详细描写。邢向东《晋语和西部官话中表短时貌的语法手段》（《中国语文》第4期）分析晋语和西部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表短时貌的语法手段：V一下，V给下，V嘎，VV儿，VV子。对这些表达手段进行分类，并且结合明清白话等文献分析这些类型发展的脉络和历程。张耕《从洪雅方言看汉语尝试貌标记的变化》（《辞书研究》2021 第2期）描述四川洪雅方言三个不同的尝试貌标记“下”“□ [xæ223] ”“看”的功能分化。陈前瑞、邱德君《汉语方言将来时表达的区域性探析》（《中国语文》第5期）从区域类型学角度分析汉语将来时间指称的语法表达形式。西北区域和北部区域的北部方言将来时具有较高的抽象度，北部区域的南部还停留在最近将来时的阶段。林华勇、刘玲、陈秀明《粤语的持续体貌系统》（《方言》第4期）考察发现多数粤语区分动作进行和状态持续，但持续和进行并不绝然对立，其分合呈现出连续统的模式。夏俐萍《湘语完成义标记“咖”“哒”的分途与交汇》（《中国语文》第2期）描写了湘语完成义标记“咖”“哒”及其组合形式的不同功能，反映了体标记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统。汪国胜、王毅《湖南祁东方言的先事助词“着”和“才”》（《语文研究》第1期）描写了祁东方言的先事助词“着”和“才”的联系与区别。

处于语言接触下的时体、情态值得关注。赵绿原《青海民和甘沟话的三分时体系统》（《方言》第4期）指出青海民和甘沟话处在汉语和阿尔泰语的接触条件下，动词形态层面形成时、体混合的三分标记系统，与蒙古语族土族语有整齐的对应关系。杨永龙、赵绿原《青海甘沟话的情态表达与相关形式的来源》（《当代语言学》第4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讨论青海甘沟话的情态表达，包括动词的后附形式和小句的后附形式，无论表达形式是否源于汉语，其句法格局总体上与阿尔泰语言和藏语更为一致，具有比较典型的SOV语言特点。刘玲、林华勇《贵港客方言的修正重行与非修正重行》（《中国语文》第5期）将贵港方言的重行体分为修正重行和非修正重行两类，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联系贵港当地的粤方言和壮语等，对贵港客方言重行体形式的多样性进行解释和说明。

某些语法手段与时体范畴的关联。如高顺全、杨永龙《商城话疑问语气词的时体意义和预期意义》（《语言研究》第1期）报道河南商城话表示疑问语气词的“蛮”“呗”“嚗”“吂”在表达疑问方面时的时体差异和预期差异。申屠婷婷《浙江东阳方言的动词重叠与体范畴》（《方言》第3期）显示，东阳话单音节词的重叠式能表达完成体、持续体、尝试体、反复体等四种体意义，与一般的动词重叠式有很大的区别。

（三）句式句法

句式句法包括汉语中某些语法结构，如处置、被动、致使、连动、位移结构等，也包括不同的句类，如疑问、祈使、陈述、感叹句等。此外还包括表达固定语法意义的结构式。

朱佳蕾、盛益民《从参数角度看绍兴连动式结果结构与普通话动结式》（《中国语言学报（JCL）》第2期）从参数角度认为绍兴方言的动补结构是连动结构，从句法中派生，而普通话的动补结构是词汇形式的致使动词。孙克敏《山东淄川方言离心型直指位移的表达手段》 （《方言》第1期）介绍淄川方言直接位移的三种表达形式“去、上、□ [ ‧ ti] ”，三者的句法分布互补，其分布环境相当于普通话的“去”。叶瑞娟《现代台湾客语与「分佢」相关的致使结构之语法和语义特点》（《语言暨语言学》第3期）指出客家话中由“分佢”和结构式补语（VR）结构互动所产生的致使结构，并分析“分佢”出现在V和R之中和之后的现象。李曌《汉语方言的紧缩式正反问》（《汉语学报》第1期）指出汉语方言的紧缩式正反问，以“VP+Neg+VP”问句为原型，通过脱落否定副词而构成紧缩形式。黄燕旋《19世纪以来潮州方言的中性问句——兼论句末词“咩”的来源》（《语言学论丛》第六十三辑）、黄燕旋《十九世纪以来潮州方言蒙受句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JCL）》第2期)）通过19世纪潮州方言文献分别报道了潮州方言中的中性问句更迭情况和蒙受句的演变。

田祥胜《湖北蕲春（大同）话“数+动量+宾语”结构的成因》（《方言》第4期）分析了湖北蕲春（大同）话的“一棍子你”这类结构是“V+数+动量+宾语”结构中省略动词的结果。刘永华《上蔡话“俺俩给张三VP”句式中的代词词项错配现象》（《中国语文》第3期）报道河南上蔡话“俺俩给张三去赶集”句式，受部分和整体间语义影响而出现的代词词项错配现象。该句式应该是采用了近代以来中原官话中的语义和语言成分，及通语中“整体”在“部分”之前的语序而形成的。叶婧婷《贵州遵义方言表定指义的“名量”和“量名”结构》（《方言》第4期）中，贵州遵义方言“名量”结构用于定指，后置的通用量词具有定冠词的特征，是“准定冠词型结构”。“量名”结构一般不能用于定指，但受修饰之后可以用于定指，是省略指示词的结果。葛平平《江苏东海方言与“很”有关的句式及其形成》（《方言》第3期）分析江苏东海方言与普通话不同的四种句式，这些句式不与补语标记“得“共现，并能进入时比句式，在量级表达方面与普通话存在差异。吕嵩崧《语言接触引发的框式虚词及其演变推测》（《民族语文》第6期）从语言或方言接触的角度，指出语序类型有差异的两种语言或方言的接触可导致框式虚词的形成。框式虚词是固有形式或较早形式向模式语形式演变的中间阶段。荆亚玲、汪化云《杭州方言中的框式状语》（《语言研究》第2期）指出杭州方言中存在后置状语“过、快”及其构成的框式状语“再/重新……过”“快……快”，相应的前置状语、后置状语、框式状语，意义基本相同，但有使用群体和语体色彩的差异。框式状语是由后置状语向前置状语演变的中间现象，与其他吴语中同类现象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反映出杭州方言语法的吴语特色。

讨论构式词汇化的论文，主要有付开平、匡鹏飞《论“搁不住”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语言研究》第4期），张爱玲《现代汉语方言中“有偏”的用法及其溯源》（《中国语文》第2期）认为，“有偏”由表示“偏待／慢待”诉，发展出致歉用法和“吃过”用法，后经历句法环境扩展，可以后续食物名词宾语。此外还有孙宜春、邵宜《汉语方言位移类处置式中的V1V2——兼论复音处置介词的来源》（《语言科学》第3期）。

（四）综合研究

宗守云《方言语法研究：语料、方法、体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对方言语法研究包括语料获取、方法选择、体系建立方面提出了思考。认为方言语法体系应该在理论建设、特色展示以及问题延伸方面体现出优势，尤其是在理论建设方面，既可以验证、补充已有理论，也可以提出新的理论。夏俐萍、唐正大编著《汉语方言语法调查问卷》（上海教育出版社，8月）是一个较为系统的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方案，包括构词与形态、词类与句法、句义与语用等多方面。问卷包括四个部分：基本概况及调查规范；音系；语法问卷；话语语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汉语方言语法调查例句》（《方言》第2期）综合考察已有方言语法调查例句成果，择取方言语法例句248句，可以记录方言里的常用口语，获得所调查方言的主要语法特点。语法调查问卷和语法例句均为汉语方言语法调查提供了较好的参照，尤其适用于较大规模的方言语法调查及数据库的建设。

汪国胜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丛书”《丹江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0月）《安阳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辉县方言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6月）通过专题的形式，以点带面，比较深入地揭示方言特点和特殊语法现象，属于此种描写的还有侯超《皖北中原官话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盛益民《吴语绍兴（柯桥）方言参考语法》（商务印书馆，7月）则采用参考语法框架，对吴语绍兴柯桥话从音系、词和构词法、短语和句子以及语义范畴，进行全方位描写。这是首批汉语方言参考语法专著之一，为学界提供一份可资参照的参考语法框架。

（五）方言语法的研究特点及展望

随着汉语方言事实的深入挖掘和语言学理论的不断丰富，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也不断深入。2021年方言语法研究，无论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都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

1. 研究内容

对具体方言语法现象的描写仍是方言语法研究的主体，但描写对象的范围有所扩大，目前的描写仍以词法为主，但句法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对方言中具体语法范畴的描写有所增加，如定指范畴、连动句、致使结构、位移结构、体范畴等，这使得方言中的语法特征能得到更好的归纳，并有利于与其他方言进行横向比较。除单点方言的深入描写之外，方言区或区域方言的语法特点也受到重视，如邢向东讨论晋语和西北官话的短时貌，庄初升讨论湘赣方言与“儿子”义相关的后缀，陈前瑞等探析汉语方言将来时的区域性特点，林华勇等讨论粤语的持续体貌系统，夏俐萍讨论湘语的完成义标记等。从句法来看，对复句的研究偏少，今后值得进一步关注。

从现有成果来看，语音与语法之间，语法各范畴之间的关联得到重视。庄初升等结合语义虚化和语音弱化，讨论湘赣语小称标记的来源以及泉州话副词的来源。温昌衍结合变调规律，离析惠州话领格形式的来源，周敏莉等研究“箇”的不同语音形式所产生的主客观的对立等等。汉语方言各个语法范畴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如孙晓雪讨论量词和复数的关联，高顺全等讨论河南商城话疑问语气词与时体之间的关联，黄晓雪讨论的汉语方言的处置标记、受益者标记以及与格标记之间的关系，申屠婷婷讨论的浙江东阳方言重叠形式与体范畴之间的关联等。

2. 研究方法

从2021年发表的成果来看，方言语法的研究体现了方言学内向研究和外向研究两个维度，内向研究是方言学作为语言学内一门学科的本体研究，外向研究是以方言语料为材料和考察对象、以狭义方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学术需求和目标为指归的方言研究（刘丹青2017）。方言语法显示出与其他学科日益密切的关系，除了采用方言学本身用到的实地调查法、比较法和归纳法等外，方言语法研究还采用其他学科理论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文献学视角。方言历史文献对于寻根溯源、探讨方言的历史演变不可或缺。2021年度有多篇文章涉及文献语言学视角。如邢向东利用明清文献讨论晋语和西北官话的短时貌；林素娥从文献角度讨论吴语“话”“说”“讲”之间的更替；黄燕旋利用19世纪潮州方言文献讨论潮州话中的各类语法现象。

语法化视角。语法化是有关语言历史发展的学说，一般指从实成分发展为虚成分的过程，或者新的语法结构式产生的过程，跟语法化相关的是词汇化和构式化（宗守云2021）。语法化理论将共时和历时结合起来，大大地促进了方言语法描写的精度和深度。2021发表的方言语法文章，对单个虚词的历时演变以及词义的多功能性研究，都利用到语法化理论，此不赘述。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语法演变的认识，也为语法化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类型学视角。语言类型学探讨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差别及其背后蕴含的共性。汉语方言内部差异错综复杂，可以通过不同方言样本，探讨方言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类型。目前的相关研究是将方言样本与民族语言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如董秀芳讨论的汉藏语系语言的评价性形式，孙晓雪讨论的量词与复数的关联等。类型学的语义地图理论从语义的角度出发，研究不同语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汉语的多功能语法模式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相关的研究如叶婧婷基于语义地图视角的名词性领属结构的研究，范晓蕾关于汉语情态词的语义地图研究，吴福祥等关于甘青方言“伴随-工具-方所”的多功能研究等。

区域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视角。区域语言学和接触语言学在汉语学界最先主要用于语音的研究，开始重视语法的区域性特点，尤其是徐丹、杨永龙团队对甘青方言语法之间的接触与演变最为深入。林华勇等对粤语地区的体标记的接触演变，吕军伟等对东南方言语序的接触演变也值得关注。

3. 研究进展及思考

方言语法描写的系统性。目前的方言语法研究，仍然囿于本方言“独特”语法现象的描写，对方言的系统性重视不够，对不同语法范畴之间的关联不够。这类零星的研究往往缺乏对本方言系统性的调查，考察问题时容易从个别现象出发。词类的描写远远多于句法的描写。如词法研究中对单个词的特殊用法研究较多，对某一类词的功能描写较弱。在句法研究中，多是对不同结构式的研究，对某类句式的描写和比较的研究较少，着重强调句式的特殊性甚至唯一性，忽视了共性的研究，跟普通话相同的多一笔带过。这样的描写有其自身价值，但不利于方言语法的系统性考察，也不利于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今后的描写可进一步强调研究的系统性，强调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不同语法范畴之间的关联。

方言语法描写的参照系。自方言语法研究开展以来，多数是普通话作为方言描写的参照系，强调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异同。王福堂（1997）指出，方言语法不宜只有一个参照系，还要有一个立足点，即以方言语法系统本身为主的观点。李小凡（1998）也指出，我们最终需要有一部分不仅仅能解释普通话语法现象，也能解释各方言语法现象的现代汉语普遍语法。目前已经出版的汉语方言参考语法系列采用模式中立的类型学框架，可以进行跨方言跨语言比较的描写语法，有望在方言语法研究的参照系方面开拓一条新的路子。

方言语法的共时与历时比较。调查描写是方言研究的第一步，在调查描写的基础上，可大力加强方言的共时和历时比较研究，以及方言、民族语和其他外语的类型共性研究。建议将共时横向比较研究和历时演变研究相结合，加强汉语方言学与其他学科，如历史语言学、类型学、语法化理论、区域语言学、接触语言学等的结合，将方言学置于语言学这一大背景中，更好地挖掘方言自身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语言的共性规律。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