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世界恐龙研究界的“中国星”

记者 肖秋生

1969年出生于新疆伊犁，汉族。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世界著名恐龙学家。中国化石保护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恐龙》杂志主编、《中国地质学报英文版》、国际动物学会《整合动物学》、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生物辑》、《化石》杂志编委。英国伦敦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英国伦敦自然博物馆荣誉研究员。曾获中科院首届杰出科技成就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十届中国杰出青年科技奖。包括英国BBC和美国的频道及《国家地理》杂志在内的许多国外媒体对徐星进行过专题报道，扩大了中国科学研究在世界的影响。

印象：用忠诚捍卫科学的本真

因为采写“世界上第一具单指恐龙化石发现记”而结识徐星教授，又因为采写“华丽羽王龙”而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没想到，谦逊而内敛的他，是世界恐龙研究界的“中国星”。

他的研究成果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比如，他和同事首次发现的四翼恐龙被认为是和德国始祖鸟一样重要的物种，为鸟类飞行“树栖滑翔起源说”提供了第一份坚实的物证；首次发现单指恐龙；发现世界上已知体型最大的带羽毛恐龙；发现世界上最早的角龙类、最早的恐爪龙类、最早的镰刀龙类、体型最小的兽脚类恐龙和体型最大的窃蛋龙类；他的有关鸟类起源及羽毛和飞行起源的研究，被誉为“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和同事一起发现和命名的恐龙新属种达50余种，是世界上命名恐龙有效属种最多的学者之一。

他的研究成果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7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他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他入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丰田计划”，成为全球11位入选科学家之一，也是亚洲的唯一代表。

然而，“中国星”及其研究成果，在国内大众传媒却少有报道，鲜为人知。

5月18日上午，我来到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徐星的研究室，有恐龙化石陪伴，我们聊得很开心。

还是他一贯的科学精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把一说成二，说成一点零二，也不行。

他坦言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不知道恐龙，对古生物专业没兴趣，曾经想换专业，想去学经济……

他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幸运地考上北京大学、幸运地被推荐到中科院读硕士、幸运地在老一辈古生物学家赵喜进指导下搞恐龙研究。

他的幸运成嘟噜成串儿，硕果累累。截至目前，已经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及文章20多篇。

要知道，有人研究了一辈子恐龙，也未必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或文章，发了，便深感荣幸和骄傲。

《自然》杂志堪称世界上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自然科学杂志，它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奥运会”，是顶级赛事。《古脊椎动物学报》等，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杂志，相当于国际乒联的世锦赛，是单项最高赛事。

有人说，可惜诺贝尔奖没有地质学奖，如果有，徐星早就获奖了，而且不止一次。

徐星却一点儿也不感到遗憾。他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发现的过程，比获奖更重要，更幸福。

他说，在恐龙研究的历史上，从古到今，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

他的幸运令多少人羡慕不已啊！

在内蒙古二连搞野外调查，那个地方，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曾经用推土机“推”过。50年后，徐星和他的同事再次来到这片土地上，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似鸟恐龙——巨盗龙。论文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单指恐龙的发现也是。在内蒙古西部那个点，有很多考察队，瑞典的、加拿大的、比利时的……很多年里有很多人都去过。唯独是他在那里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具单指恐龙化石。

幸运之神，为什么偏偏宠爱他？

他说，其实幸运是建立在你付出大量辛勤劳动的基础上。

是啊，听他讲野外调查的艰难险阻，听他讲对恐龙研究如醉如梦的痴迷，才悟出他的幸运恰恰应验了李白的名言：天道酬勤。那“幸运”，是饱蘸着艰辛与汗水用心血写成的。幸运之神，只宠爱痴迷于科学、忠诚于科学的人。

他纠正1999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古盗鸟”假化石一事，为他忠诚于科学的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此事，也成为古生物研究史上最著名的一段佳话。

为什么他能幸运地得到那块戳穿假象的重要化石物证？没有别的解释，就是因为他有忠诚于科学的精神，他能捍卫科学的本真！

他说，恐龙化石不会说谎。科学不能说谎。科学家要忠诚。

一波三折“恐龙路”

记者：您是怎样走上古生物研究之路的？

徐星：国外记者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实话，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有恐龙这种动物。现在，小孩儿都了解恐龙，喜欢恐龙。我那时真不懂。我父母是江苏人，参加江苏大中专支边团支援边疆，到了新疆伊犁新源县，我在那里出生长大。那时很穷，信息比较闭塞，教育也落后，课外读物也很少。我小时候很喜欢数学，那时正宣传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就想将来当个数学家。上初中、高中，又特别喜欢物理，又梦想当个物理学家。高考填志愿，北大在新疆不招物理专业的学生。而且招生非常少，就几个名额，都是冷门专业。我不记得当时报的什么专业了，但肯定不是地质学。为了能进北京大学，我也填了“服从分配”。

记者：您在新疆能考上北大，非常不简单！引起轰动了吧？

徐星：考上北大家里人挺高兴的。《录取通知书》上写的北京大学古生物专业。当时，连我们高中老师也没听说过这个专业。到了北大才知道，这是地质系的一个专业。说实话，我不太想读。曾经想转系，但是很困难。我那时学着古生物，却对经济感兴趣。我啃过《资本论》，又读了很多西方经济学的书。快毕业时就想考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研究生。我是从新疆来的，考不上研究生就得回新疆。我父母不想让我再回新疆了。我们系里免试推荐研究生，我不算成绩最好的，中上等吧。按说，推荐可能轮不上我，阴差阳错，就轮到我了。

记者：这可能就是命中注定，您与恐龙有缘嘛。

徐星：我从北大来到中科院，跟着古生物专家赵喜进先生读硕士生。当时，全国研究恐龙的人很少，没有几个人。刚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个，兴趣还是没有培养起来。说实话，最初的动机，是为了留在北京。到研究所以后，兴趣又发生了变化，发现计算机很有意思，我自学了两年计算机软件设计。研究生最后一年必须要做论文，不然，你毕业不了。这时我才算真正进入专业角色。

天道酬勤是幸运

记者：我发现您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守着学生的本分，没耽误学习，又读了经济和计算机，算是爱好广泛吧？

徐星：年轻人可能都“飘”过吧。慢慢进入角色，我发现，这并不是没有意思的学科。就开始有了兴趣。

后来我就和赵老师一起完成了当时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角龙类“朝阳龙”和最早的镰刀龙类“峨山龙”的论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学报》和英国的《自然》杂志上。这是我第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非常兴奋！我觉得，人一辈子喜欢一个专业，空谈喜欢是没有意义的。其实是互动的过程，开始不喜欢，后来，为什么喜欢到痴迷呢？我想，重要的还是回报。你做这个事情觉得有意思，做出成果了，这样才有兴趣。如果做了许多年，做不出成果来，你肯定就难以产生兴趣。

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轻人，起步就取得成果，论文发表在世界最著名的杂志上。这就促成了你对这个学科不能不感兴趣了。是架着你走上这条路了！

记者：赵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采集来的标本，放了这么多年，最后，让您给研究出来了。您对恐龙，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的灵感？有心灵感应？不然，幸运之神为什么这么宠爱您？

徐星：我现在带着3个博士生、两个硕士生，经常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应该要比我更加努力。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件事情有很多因素，一个是自己要努力，一个要有机遇。对我来说，有些因素是不可复制的。我从事恐龙研究20年，我的经历，还有我发现的化石，方方面面的事情，在恐龙研究方面，我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整个恐龙研究史上，从古至今，可能找不到第二个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了。

我在新疆、内蒙古、辽宁、山东等地做野外，很多都是别人去过的地方，别人做了好多年的工作。但是，每次都是我们这个团队运气最好，总能找到最重要的化石标本……

记者：可是，成功只给有准备的人。一次是幸运，很多次就不是偶然了。肯定有必然的东西在里面。冥冥之中，您跟恐龙有一个约定，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它在那里静静地等候您上亿年了，等着被发现，等着“知音”啊！因为您能读懂它们！能让它们在今天再现往昔的风采！

徐星(大笑)：文化人的思路就是浪漫呀，我认同您的描述，有道理、有同感。所以，我也跟学生讲，如果我们不去那个地方，不花那么多的时间，不去努力工作，心不在焉，你也没有发现的可能性。肯定没有！幸运建立在你付出大量辛勤劳动的基础上。

找到好化石，有了新发现，非常兴奋。一是兴奋得睡不着，下床溜达。二是晚上做梦都在想。梦里都在想是怎么回事？早上爬起来，就跑到办公室看标本，全身心地投入，热爱、痴迷。灵感就找你来了。

你如果不是全身心投入，不热爱它们，你想做成特别有意义的事，那是不可能的。你爱它，它才给你回报。人这一辈子，得到与付出，基本是成正比的。不付出，不可能得到。

记者：搞科研是很苦的，尤其是野外调查，苦到什么程度？

徐星：我们经常去的是戈壁沙漠地区，长的要住两个月，短的也要几个星期。一般住在帐篷里。有的地方，离水源地几百公里，喝水吃饭，要靠生活车从外边运进来。

我有过一个月不洗脸的经历。有过袜子可以站起来的经历。因为，水少嘛，开始人会很难受，后来就习惯了。袜子为什么能站起来？汗水里的盐分，干了，越积越多，袜子就变硬了，像个靴子一样。有的地方，白天温度45摄氏度以上。戈壁沙漠没有阴凉，一天还要走二三十公里路，头顶着一团火去找化石。还经常出事故，曾经有过汽车方向盘被颠断的经历……一次从一个大山坡上下来，发现刹车管被颠断了。如果是在山坡上失控，就是车毁人亡啊！历险呀，车陷进去了，用另一辆拉，我们在后面推。突然，钢丝绳绷断了！如果打着人，一下子就完了……每次出野外，累和苦不算，还要操很多心，一支队伍，各方面的问题都要想到，每次出野外，身上都要掉几斤肉。

忠诚科学为本真

记者：1999年11月期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辽宁古盗鸟”的文章。您却在偶然间得到了那块拼接化石的另一面化石。有人说您太幸运了，拿到了关键证据。您为什么要纠正这个错误？

徐星：“辽宁古盗鸟”化石标本出自我国辽宁西部，化石被拼接后走私到美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几位学者开始了这块标本的研究，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著名恐龙学家之一——加拿大的柯瑞博士。

每个人都能看出“辽宁古盗鸟”化石被拼接过，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拼接。得到一件完整的化石是非常难的。化石拼接是常见的。其关键：必须是同一物种、同一个体化石的拼接；否则，会给科学研究带来错误的信息。1999年12月，我和同事们在研究刚刚发现于辽西的小盗龙标本时，发现“辽宁古盗鸟”标本的尾部实际上就是小盗龙尾部的另外一半。“辽宁古盗鸟”显然是一个由不同动物的骨骼化石拼凑起来的，人为的“物种”！

记者：这真是太巧了。如果没有这个偶然的发现，真相还会被掩盖。纠正错误，您不怕得罪人吗？

徐星：发现“古盗鸟”错误之后，有几种处理可能：一是隐瞒，不吭气。但是，如果你不吭气，那么，这种信息就一直错下去，就会被传播。那样，对科学、对公众，都是一种亵渎，对以后的科学研究也有误导。

恐龙化石不会说谎。科学不能说谎。科学家要忠诚。像这种事情，你不能把个人恩怨掺和进去。它是什么，就该是什么！

科学研究，一是一，二是二。当然，被批评，每个人都会不舒服，包括外国人也一样。但西方的文化，在科研方面，相对而言，更能接受批评意见，尤其是学术上的批评。

我们的文化，更容易让正常的学术批评转化到个人恩怨上。国外有没有这种情况？西方人也是人，肯定也有这种情况。但他们对批评的接受程度，比我们高多了，他们不会把这个完全转到个人恩怨上。他们可能还是从事实的角度考虑。要想做个好的科学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尤其在针对科学发现这类信息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了新的信息，证明原来错了，错的就是错了。没什么好狡辩的。这是任何做科研的人，应该遵循的一个规则。

记者：您马上就给指出来了？

徐星：我也犹豫了一段时间。这也是一个过程。发现证据之后，有了新化石，证明他的化石是假的，也是花了一些时间。首先你要说服自己，不要犯错误。不要到最后，你这个证据是有问题的。还有这个担心。人是个复杂的动物，好多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包括你确认了证据之后怎么处理，也在犹豫。但最终还是通知了《国家地理》杂志，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个“古盗鸟”可能有问题。我有义务指出这个事。他们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发表在2000年第4期《国家地理》杂志上。在同年10月，他们又专门派了一名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专门来到中国，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做了个调查报告，到北京采访我，还去了辽宁，采访了很多人。然后在当年的杂志上发表。这是个很大的事，涉及杂志的声誉啊！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认真，花了大本钱。

记者：听说现在您跟柯瑞还是好朋友？还有合作？

徐星：后来我跟柯瑞见面，没具体谈这件事情，彼此心照不宣，不用说什么。说就多余了。大家还是朋友。他现在有个学生，我也是导师，我们共同带一个学生。在科研合作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每次来中国，我们都一起聊天。我到他那里参加会议，还曾经住在他家里。

记者：这件事情，如果在咱们的生活中发生，可能就没这么简单了吧？

徐星：咱们现在最缺乏的是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对于一个优秀的民族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有批判精神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要有批判精神。在内部，要有自由的学术批判的氛围，要有科学批评的勇气。只要错的就改正。勇于承认错误。人无完人，谁也不是完美的，如果没有人指出你的错误。你永远没法很好地进步。做科研的人，尤其要有批判精神。

关键是在讨论问题、做批评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要放到人身上去。即便辨别不清楚也不要紧，一定要对事不对人。不要弄不弄就是你跟我过不去。应该提倡科学研究、科学讨论的批评精神。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国家特别需要更多的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人，去改变我们文化当中不好的一面。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更好地进步。

恐龙研究的价值

记者：如今，全国有众多的“恐龙发烧友”。但也有人认为，亿万年以前的东西，你研究它有什么用？

徐星：以前研究古生物，有个说法叫“将今论古”，就是用现代的规律来推断远古的一些规律。毕竟，灭绝的生物只有骨架，记录不太全面，它到底是怎么生存、运动的？就拿现在的动物做试验，来推断远古生物。现在有一个说法是“将古论今”。随着地球生态系统的变化，比如温室气体等，人类对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感兴趣。不光是传统的好奇心、对知识的渴望，还有对现实生活的担忧，比如海平面上升，沿岸的一些大城市可能会消失，大家很关心这些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生物和环境是什么样一种关系？人类会不会像恐龙一样灭绝？生物对环境变化有什么影响？反过来，环境变化又会对生物造成什么影响？这些变化的规律，为我们以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些什么借鉴？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我们的日常行为，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它也是个经济学问题，你控制太死了，也不合适。比如，控制碳排放，西方讲要控制，他们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我们如果控制过度，发展权就被剥夺了。老百姓想过好日子，那怎么办？但是，如果为了过好日子，对环境一点儿也不顾忌，污染严重，也不能可持续发展。

所以，要了解环境和生物圈到底是怎样一个关系？把握怎样一个度，既能照顾人类的发展权，又能照顾生态系统的平衡。那么，这个东西怎么了解呢？就了解远古的情境，看看它们的变化跟环境的变化是怎样一个关系？恐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恐龙曾经非常繁盛，中生代环境也发生过很多变化。那么，恐龙的变化跟环境的变化有什么关系？白垩纪比我们现在还热，热多啦！白垩纪是地球上气候最热的时期。这种情况，对恐龙的演化造成了什么影响？对整个生物圈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把这些东西了解清楚了，可以为我们提供现实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