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是博客时代和微博时代一呼百应的意见领袖，有时候尽管他说的是事实，但微博评论中却有很多人质疑他，或对他将信将疑，或干脆认为造谣者说的是真的。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们不是依据事实来作判断，而是选择他们想要的、倾向于让它发生的东西作为“事实”，然后说三道四。

《牛津词典》把这种现象叫post-truth（后真相）。它的意思是，在塑造公共舆论时，客观事实所具有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

另一部著名的《柯林斯英语词典》比《牛津词典》早几个月把post-truth收入在线词典，并引了《卫报》的说法为证：“在这个后真相时代，只要谎话说得毫不犹豫，就能称王称霸。不诚实得越明目张胆，越不在乎被抓包，就越能壮大成功。”

从商业角度看，“后真相人物”“后真相公司”俯拾即是。成了的叫梦想成真，输了的则身败名裂。

“后真相”也可以用来形容我们身边的社交媒体。每天，都有很多“事实”与“真相”引发热议、争鸣、撕裂，人们信以为真地评论，精力旺盛地分享，即使基本事实动辄大逆转，人们也不知疲倦，新一轮评论分享接着开启。

“后真相”时代不等于不好的时代。万众都来参与事实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对“事实”的解释权还给了每个人，“事实”不再是某个权威定于一尊的事情。

但“后真相”肯定也不是让人满意的时代，最起码，它让获得准确信息的成本提高了，人们的信任也被一次次浪费，未来如果有人要弄清今天的事情，会发现一桩小小的社会新闻都被弄得像盲人触摸的大象一样，起伏跌宕，跟帖和评论也成为“事实”的一部分。

那么“宁信伪，不认真”的“后真相”问题。它的成因究竟为何？

有人说，以前受过“重伤”，所以形成了认知惯性。

比如今天在中国，领导性的乳品企业对产品的检测标准已经高出国际品牌不少，而且也开始走向海外，但很多孩子的父母还是习惯买洋奶粉。有的父母说，就算你定的标准高，中国的空气水土壤质量能和新西兰爱尔兰比吗，中国奶牛肯定用了很多抗生素。

而事实是，抗生素没有谁能避免，中国大企业的规模化养殖比国外的散养更容易管理，给奶牛打抗生素有几天会受影响，办法是这期间的奶统统不用，检测无残留物后再用。中国乳品质量提高了一大截，但当年“三聚氰胺”留下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全世界有很多品牌都是中国制造，完全一样的产品贴上不同的牌子，价格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后真相情境。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复杂，只能说一个大趋势，就是随着中国复兴步伐的加快，中国的月亮正在圆起来，比过去圆，有一天也可能比西方圆。

也有人说，“后真相”是社会分化和社会焦虑下的蛋。每当出现医患矛盾、师生矛盾、官民矛盾、警民矛盾，社交媒体上的声讨之声就会不断。很多人其实不完全是就事论事，而是基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体验（比如“看病难”），移情于此，把他处的感受“代入”进来。

还有人说，信息不透明，辟谣不及时，遮遮掩掩、含糊其辞，这些极不明智的对事实的处理方式，让人生疑的同时，也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如果更广地观察，“后真相”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过去几年全球著名词典的年度词汇看，一个突出特点是个人参与对事实的判断，要自己为自己做主，而不再简单地相信以前由“精英媒体”认定的“事实”。

2016年，《韦氏词典》年度词汇是“超现实”，网站年度词汇是“仇外情绪”，《柯林斯英语词典》年度词汇是“脱欧”。所有这些都是根据网友热搜结果生成的，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对现有境遇（事实）的不如意——他们希望重写事实，他们要主权意识，改变命运。

“后真相”在2016年成为《牛津词典》年度词汇，和这一年的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以及更多国家“激情盖过理性、立场重于事实”的政治氛围，是分不开的。

但这里的最大症结在于，靠“后真相”真能解决问题吗？在英国，很多人希望重新投一次票，在美国，特朗普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原来那些对政治很漠然、随便投了一票的人们后悔了，因为他们投出的“事实”正在成为一个更不能忍受的“事实”。

五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最快的，中国已成全球化的最重要推动力，中国在反腐、减贫、提升政府服务等方面的成效也非常明显，但在理性平和方面，到底是增了还是减了，哪些增了，哪些减了？讨论“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模式，其背景是，在中国力量崛起后，如何能够恰当地看待和把握这种力量？

张剑荆在十多年前写的《中国崛起》一书中说，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

除了制度，文化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20后”到“00后”，九个代际的中国创业者、企业家在同一个时空拼搏，不知疲倦，劳作不休，几乎不知道怎么打发不工作的时间，这背后必定有一种文化在起作用。

而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几乎所有的隐患背后，也有文化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和世界一样，已经身在“后真相”时代，那么，有没有一些办法，改善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境遇，离理性平和更近一点？

第一个方法：用正和的思维代替零和的思维

通俗来说，所谓正和，就是相信整个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总体利益是增加的，博弈中的双方利益都将增加，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由此出发，就会把如何促进发展放在第一位，就会通过合作（妥协）来博弈，而不是总想着剥夺对方而令自己获益。

正和思维也是增量思维，其重点是如何改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激发人们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如果立足于在现有存量中进行分配，你多我少，你大我小，那就会增加很多矛盾。

很多地方、单位、企业也是这样，以促发展为主，以做事为导向，矛盾就少。以折腾存量为主，以搞人为导向，矛盾就多。嫉妒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根除，但如果放任“搞人的文化”，让一些人把主要精力用于制造假想敌，制造别人的错误，活在别人的错误里，那这里就永无宁日。

同时，在通过正和思维创造增量的同时，要注意增量分配适度向相对弱势的群体倾斜，以矫正分化。这是为了克服“马太效应”的刚性，增加社会柔性。

第二个方法：用协和思维代替对抗思维

用协和思维代替对抗思维，也就是通过对自我的反思，以及对他人的设身处地，不走极端化，而寻求和合之道。“后真相”时代的社会分化、焦虑和撕裂，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即使必然发生，其激烈程度也可以缓和，而不是劈头盖脸地打击别人，偏执地维护自己。这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换位思考。毕竟，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基因是“和文化”，多元致和，多元协调，方能化生万物。反观今日商界，恨不得消灭一切对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夸耀自己时则不遗余力，这样的现象何其之多！

第三个方法：不强求思维一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向着理性平和方向的努力，不等于把人们的思维局限在一个框框里强求一致。

中国历史上强调“和而不同”，就是说要尊重差别。“和”能生成万物，如同土加水成泥，可垒墙筑屋；加以火烧，可变成陶器。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运动促进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单调的“同”却不能增益，土还是土，水还是水，没有质的变化，只能止步不前。

走出“后真相”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思维？答案就藏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深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希望我们能够走出“后真相”，开辟属于自己和世界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