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裴钰/文 近日，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病逝，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那就是《红楼梦》英语全本翻译的时代，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落下了厚厚的帷幕。因此，杨宪益是《红楼梦》最后的英文翻译大师。巨星陨落，从个人角度来讲，我非常悲痛；但是，从改革中国和全球化的角度，新的中国文化，新的翻译大师，我们应该有理由继续耐心地守候下去。

杨戴译本鲜为人知的价值

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红楼梦》英文翻译的历史：

由上表可以看出，《红楼梦》英译的历史已经170多年了。可只有两个120回的全译本，一个是1973年，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美国企鹅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1978年，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译的《A Dream of Red 》（红楼梦），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两大英文全译本《红楼梦》，风靡英语世界近半个世纪，各有特色，不仅在图书主流市场，还是在国际汉学界和红学界，都拥有权威的地位。

霍氏译本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最好，译本达到英文母语小说的境界，所以，在英美世界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霍氏之长处，但由于过分屈从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中国民间信仰不够尊重，将儒释道三教改为基督教，这是霍氏本的最大硬伤。

杨戴译本产生于国内，它的优势长处在于，第一，所依据的中文《红楼梦》版本，得到了红学界的大力支持，所以，杨戴译本的中文本子最为严谨，最为接近原貌；第二，由于杨宪益先生本身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修养极高，所以，杨戴本的错误率大大低于霍氏本，是最为保真的英文译本。

举两个例子，来分析杨戴本《红楼梦》鲜为人知的价值。

比如，国人很少关心《红楼梦》中的“楼”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对外传播中，则需要弄清楚其含义。《红楼梦》这个书名早在1846年，被 Tom翻译为“Dream of Red ” （第六回译文），用 来翻译“楼”，此后，1868年E.C.Bowra的前八回译本、1892年 Joly前56回译本、1927年王良志95回选译本、1929年王际真39回选译本，这些《红楼梦》的英文选译本都沿用了“”一词。可是，1978年，杨宪益和戴乃迭选用了“”来翻译“楼”，涵义重点在大观园之“楼”，是宏观视野中的亭台楼榭、府邸大院，我想这和“红楼梦”的本质涵义是吻合的，所以，真正把《红楼梦》这个书名翻译得正确和完美的人，是杨戴二位先生。

第二个例子，在国际红学界，杨戴译本最大的功绩，就是为《红楼梦》恢复了“红”色。霍克斯去除了《红楼梦》中的“红色”，比如，“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为了避免出现“红色”，霍克斯甚至把书名定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但是，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令《红楼梦》在海外传播中失去了“红色”，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杨戴二人的全译本则完整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红色”涵义，一部文学著作的全文翻译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感谢杨戴二人的英文全译，这让近四十年，《红楼梦》全本在英语世界，保持着基本的中国文明的面貌而流传着。

当然，杨戴本也是有弱点的，这个本子过于严谨，过于缜密，小说翻译的文艺性弱，影响了这个译著在海外的流行，特别是面向英语世界普通读者时，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其面世以来影响力主要局限在中国内地。

《《红楼梦》翻译的三道门槛：汉学+红学+英语母语

我认为《红楼梦》翻译有三道门槛。

第一， 译者要有深厚的汉学功底。现有的三位英文全译本译者，霍克斯是英国牛津大学中文系教授，早年曾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取得中文硕士学位；戴乃迭是牛津大学第一个中文系学士，杨宪益的古文功底也极其深厚，三个人都堪称汉学大师。

第二，要有深厚的红学功力。

第三，译本质量要达到英语母语小说的水准。霍克斯和戴乃迭的母语都是英语。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合译工作是这么分工的，首先由杨宪益将古汉语转为白话汉语，并且初步译成英文，然后，由戴乃迭进行文学加工，译本呈现的是英语的文学语言。杨戴的这个翻译组合，彼此配合，杨宪益的汉学功力极强，而戴乃迭的母语又是英语，所以，双方珠联璧合，各取所长，终成翻译大家。

霍克斯、杨戴组合，他们都完全达到了上面三个标准，所以，他们完成了《红楼梦》英文全译的壮举。翻译作品的价值不是“能不能翻译”，而是“翻译得良莠”，霍、戴、杨三人的译本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了，全球再无第三个全译本出现，真正达到了杜甫诗的境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汉学和红学领域，霍、戴、杨都是“先大师，后翻译”，先达到了大师级的研究水准，然后动笔翻译《红楼梦》，因此，《红楼梦》翻译是他们学术顶峰的标志，是他们人生历练的积淀，更是他们生命终极的某种归宿。因此，三位大师驾鹤西归，基于今天的学术现实，不仅是中国内地，也涵盖港澳台，乃至欧美汉学界，已经没有完全符合三道翻译门槛的人物。极目未来100年，我可以讲，再无第三个举世公认的权威译本出现。

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声称要重新全译《红楼梦》，可是雷声大雨点小。其中夭折的原因大抵没有完全符合上述三项要求的人选。

此外，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崛起，有人建议中国的传统文化作品，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并向世界推广，我以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述三个翻译门槛，特别是第三条“英语是译者母语”，直接关系到译本的质量，这跟傅雷翻译法国小说，是法译汉，傅雷的汉语是母语，这是傅雷译本的质量高的基础。

全民英语热，造就不了汉译英的大师

现在是全民英语热的时代，英语在国人生活里几乎无处不在，英语教学被提高到史无前例的重要地位，大中小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围绕着英语教学进行。在这样的时代，为什么没有杨宪益这样的翻译大家呢？

首先，今天的英语教学已经高度专业化，应试教育推动着英语学习走向孤立化，英语和其他学科大大割裂，我们一直说，要把英语当做一种语言工具，可是，应试教育只是让学生的英语成为应试工具，而并非真正的语言的应用工具。这样做的恶果是，专业人员的英语能力差，英语人员的专业能力差，例如，如今一个搞红学的人不懂英语，一个英语翻译又不懂红学，那《红楼梦》的英文翻译从何谈起呢！

第二，英语口译和笔译的比例失常，很多学生集中于口译方向的学习，而一个出色的翻译，未必就是一个汉译英的翻译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冀朝铸，他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英语翻译，可是，他在汉译英领域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业绩。

第三，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需要具备极高的传统文化能力，特别是相对应的专业能力。比如翻译《史记》，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的功力就要非常过硬，而这一点，现今绝大多数的翻译人员很难达到。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是一个热门，因为这个方向的文史门槛不高，所以，大量的翻译人员集中于此。可是，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无法相比，虽然，现当代文学翻译能够出手快，难度小，可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

改革中国，让我们有理由继续守候

以上三点，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即我们长期以来的孤立状态和封闭的文化形态，英语教学长期被排斥和压制，只是改革开放之后，英语教学才被给予应有的关注，但由于高考体制所限，英语教育在复苏之后，一直处于不健康的成长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诞生于1973年，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第一次在对方首都设立大使级的联络处，中国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第二个英文全译本，也就是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诞生于1978年，这一年，中国和美国正式建交，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开放。因此，《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是中国和世界和解的标志，是改革中国走向全球化和多样化的文化见证。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点， “三十年”在历史长河里微不足道，我们的开放和多样化才刚刚起步，杨宪益式的翻译大师，新的中国文化，新的大师级人物——我们有理由耐心地守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