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口述历史是一种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口述历史的收集对深化董仲舒文化研究内容、拓展董仲舒文化研究范畴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董仲舒文化口述历史的采集中，应特别重视：通过访谈和田野调查，发掘各地董仲舒文化的资料蕴藏；掌握必要的口述历史访谈的方法与技巧；整理口述资料时，务必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加以比较印证。

关键词：口述历史；口述史料；董仲舒

DOI：10.3969/j.issn.1673-2065.2018.05.010

作者简介：高春菊（1968-），女，河北故城人，衡水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硕士。

基金项目：衡水学院校级课题（）

董仲舒，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近年来，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学术界对董仲舒政治、伦理、教化、大一统、法律等思想的研究愈来愈多，各种新的观点亦是不断提出。综观近10年来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宏观、中观层面，而在微观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较浅。本文以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分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本文的口述历史侧重于口述史料）为视角，认为口述历史是董仲舒文化研究中值得推展的工作。

一、口述历史及其研究价值

“口述历史是针对以文献资料为主研究历史的方式来说，主要通过口头叙述或依靠口头叙述材料来展示历史的方式”[1]。口述历史从古至今就一直存在，简单地说，它是一种搜集、传播口头史料，并以此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方法。我国的口述历史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它不仅成为史学领域引人注目的新趋势和重要前沿，而且被广泛运用于民族学、社会学等各人文学科领域研究中。口述历史的涵盖范围包括人类社会实践所产生的、并具有保存价值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对史学研究者来说，重视口述史料的收集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第一，相对主流史学而言，口述历史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基层与民间，能在一定意义上弥补官方文献记载的不足，重构往日曾被忽视的历史片段，具有“弥补历史断层”的功用。就像赵乃林主张的：“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固然重要，但如果缺少口述史料，仍不能如实地反映历史，尤其是重大的历史事件。”[2]也就是说，在历史研究中，口述历史具有档案文献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和学术功能。

第二，通过口述方法收集到的史料与档案文献史料有互证、核实和辨伪的作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人们从事的活动繁杂，对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记录，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其中的一部分，并且还伴有记录人的个人主观倾向与选择。口述史料收集过程中记录更多的是普通民众的所闻、所见，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观照，与档案文献史料有互相印证、区别真伪的作用。

二、口述历史对董仲舒文化研究的促进作用

目前，国内有关董仲舒文化研究已经由点到面，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系列成果，在有关董仲舒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大一统思想、天人关系、法律思想、教化思想等方面不乏新视角、新观点。但观察自2000年以来近20年的研究成果，《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和其他基本文献的考证、校勘则相对较少，也就是说，今后在董仲舒文化研究中，这一部分作为新的研究范畴有待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亦有待更新。作为研究方法，口述历史的收集对深化董仲舒文化研究内容、拓展董仲舒文化研究范畴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一，口述历史具有考证史实的作用，有助于澄清历史事件真相，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价董仲舒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董仲舒为西汉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由于他的影响，儒学在西汉取得独尊的地位，并从此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时人到今天一直都是多种声音并存，再加上客观上的档案缺失或主观人为故意曲解、遮蔽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我们今天在董仲舒文化研究中查阅和使用史料时，会出现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说法的现象。如何规避这种现象，一是要靠研究者本人对史料仔细研究、选择、比较，进而甄别使用。二就是要靠口述历史的佐证，因此，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是深化董仲舒文化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搜集方法。

第二，通过口述历史史料的收集能深化董仲舒文化的微观研究。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微观研究是地方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对专注地方文化，潜心于董仲舒文化的研究者，尤其是衡水当地的学者来说，除了查阅档案资料，认真研读文献外，最大的优势和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深入地方基层，到景县、枣强、故城，甚至德州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收集工作，把对董仲舒文化的微观研究做实、做精。举例说，董仲舒的出生地究竟是什么地方？目前有景县、枣强、故城三种说法。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口述历史的收集进一步考证董仲舒出生地三种说法的缘起。历史上董仲舒和景县、枣强、故城有什么关联？董子祠为什么建在枣强的旧县村？实事求是地厘清这些问题，一方面要查阅档案文献，同时，采集民间有关传说乃至考古资料的搜集、整理也必不可少，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史实的正确结论。

第三，小众主题能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

进入新世纪近20年来，围绕董仲舒文化研究，政治、哲学、伦理、思想、文化等角度仍是研究的热点和焦点，但重复研究偏多，有新意、有创新的成果偏少，整体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研究方法主要以文献查阅为主。未来研究中，从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视角选题进行研究，会因为小众主题而更容易出成果，也就会吸引部分董仲舒文化研究者在这个方向用力，进而深化董仲舒文化研究。举例讲，在当前的研究中，《春秋繁露》是学者们主要参考的文献之一，但很多人忽略了董仲舒《春秋繁露》本身就是一部释《春秋》经义的作品，它自身的史料价值到底有多大至今挖掘尚浅。如果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研究途径加深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有所突破的话，必将推动董仲舒文化研究迈向一个新台阶。

三、董仲舒文化口述历史的采集

没有历史，民族就失去记忆，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历史记忆的形成，不应该也不能全靠史学家，而应该是多元层次及众多个体经历的累积。口述历史就是潜藏在众多亲历者、亲见者、亲闻者个体头脑里的隐形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它和文献记载等主流历史一样，具有“存史、资政、团结、增智、育人”的作用。在“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文化自信”这个时代大主题下，做好口述历史的挖掘、整理工作是当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对后代最宝贵的馈赠。具体到有关董仲舒口述历史的收集，我想应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具体工作：

首先，通过访谈和田野调查，发掘各地董仲舒文化的资料蕴藏。

研究者可以按照研究专题深入基层访谈调研，收集并整理口头访谈资料、考古资料，并将资料系统化、数据化，在此基础上建立董仲舒文化资料信息库，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打好基础。访谈调研过程中，尤其注意以下三部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一是董氏后人中，家族或个人编写保存的文献资料，如家谱、文集、笔记、杂纂碑铭等；二是活态传承下来的口头资料，包括有关董仲舒的传说、故事、歌谣等；三是史料价值极高的地下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这三类资料各有其特定的文化功能与价值，是董仲舒文化研究的基础，访谈和田野调查中需要广泛收集，甄别真伪，细心整理。

其次，掌握必要的口述历史访谈的方法与技巧。

要保证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的效果，掌握一定口述历史访谈的方法与技巧十分必要。第一，关于访谈对象的选择。对衡水本地研究者来说，目前来看，首选的访谈对象应该从枣强、景县、故城、德州四地寻找，以这四个地方曾经流传的有关董仲舒的传说为线索，追根溯源，考证传说的来源、真伪；同时，联络和依靠董氏后人，以他们为突破口，寻找与联络更多的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董氏后裔，通过家族史这一条线索收集更多有关董仲舒的文献资料。第二，关于访谈方式。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中，建议最好采取一对一（一个访谈者、一个被访谈者）或二对一（两个访谈者、一个被访谈者）的形式，因为访谈对象为一个人的情况下，有利于相互间的信息交流，也便于被访谈者思考和理性地说出自己了解的信息。第三，在访谈的技巧方面，口述访谈前，访谈人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访谈的主题和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开始访谈，访谈的重点、访谈内容的记录等等都需要事前列好提纲，提前谋划好，这样能更好地保证访谈过程的顺利进行，达到访谈的目的。此外，调查访谈中，对文化程度不高、表述不够流畅的被访谈者，还需要访谈者凭借自己的历史学术功底对其技巧性地从旁提示，以便于被访谈者回忆起更多有价值的资料。

最后，在整理、使用口述资料时，务必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加以比较印证，确保所获得的口述资料的真实性、正确性。

对董仲舒文化研究者来说，今天访谈所得到的口述资料一般都是访谈对象口口相传得来的，所以其中说法难免有与历史史实不符的内容。所以，把口述访谈资料与文献、图书资料加以比较印证，是将这些口述资料用于董仲舒研究中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遇到被访谈者所述内容与官方史料和历史史实不一致的情况，要及时摒弃并把正确的资料加进去，以保证所整理并公开的资料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整理过程中，对于真实的、有价值的口述资料，撰写和使用时要尽量保持其口述访谈史料的语气和原貌，做到原汁原味地使用。

参考文献：

[1] 朱志敏.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J].史学史研究,2007(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