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沙特开始向伊朗发出改善关系的信号，与卡塔尔的关系也有大幅改善，据报道沙特与叙利亚复交也在悄然进行。这是否意味着2015年沙特国王萨勒曼上台以来推行的激进地区外交要改弦更张呢？

沙特外交的悄然变化显然与拜登上台后美国对沙特压力有关，但在根本上还在于近几年沙特实行的地区激进外交不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也背离了沙特低调温和的外交传统，更使处在经济多元化转型中沙特国力难以承受。或许只有把这种变化置于萨勒曼执政以来的内政外交全局中才能看得更加清楚。

2015年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内政与外交进入了剧烈变化和深刻调整的时期，其面临的巨大压力是既要回应“阿拉伯之春”对其政权安全的巨大压力，并主动谋求改革和调整，又要维护君主制政体尤其是萨勒曼家族的合法性。因此，沙特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其目标体现在2016年4月25日沙特“2030愿景”提出的三大支柱——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国家、全球投资强国、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这三大支柱从政治、经济和外交（含宗教文化）方面确立了沙特国家转型目标：在政治上成为主导地区秩序的政治大国；在经济上打造具有经济活力和吸引国际投资的经济强国；在外交上巩固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

从沙特历史的角度看，当前沙特国家转型的深度和广度在其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沙特作为基于政教结盟、家族统治和石油美元的特殊君主制国家，具有超稳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无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还是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都曾促使沙特内政外交进行了局部调整，但沙特从未发生过较为彻底的国家转型。当前沙特国家转型最深刻的动力来自“阿拉伯之春”冲击下沙特政权日趋严重的不安全感。

英国著名学者蒂姆·尼布洛克认为，“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其历史成就或遗产、宗教权威、民众所需的服务和福利供给，以及富有魅力的领导层。”但是，“在‘阿拉伯之春’后，这些问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众起义使国家的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迫使政权通过自主转型来应对威胁。” 而近年来伊朗和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崛起带给沙特的压力，则构成了推动沙特国家转型的外部压力。

沙特的外交调整是其宏大的“2030愿景”的一部分。为配合国内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沙特外交也进入了转型时期，并主要表现为其全球外交和地区外交政策的变化。但是，沙特的外交转型有其内在矛盾，其全球平衡外交基本上是一种积极变化，一定程度上具有转型的进步性和积极性特点，而其地区外交则是一种对抗性的激进外交，突出体现在对抗伊朗、与卡塔尔断交、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出兵也门镇压胡塞武装等等，具有明显的消极性和破坏性的特点。此外，沙特的激进地区外交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张力，不能为沙特经济多元化和社会温和化创造地区环境。

全球层面的平衡协调外交

沙特外交在全球层面采取了平衡协调模式，在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的前提下，沙特积极发展同中国、俄罗斯的双边关系，拓展与亚洲、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断扩大外交空间，并为国内发展寻求合作伙伴和合作领域。

其一，巩固“9·11”事件以来尤其是在奥巴马时期遭到严重削弱的沙美盟友关系。

自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开始把巩固在奥巴马时期遭到严重削弱的沙美盟友关系作为重中之重。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沙特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反伊朗立场，积极修复同盟友美国的关系。

2017年4月，沙特国王萨勒曼任命其子哈利德·本·萨勒曼出任驻美大使，欲通过与特朗普家人和美国政府建立密切关系，寻求改善遭到削弱的盟友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沙特斥巨资在美开展政治游说，最终促成了特朗普于2017年5月将沙特作为其上任后首次正式访问的国家。特朗普访沙期间，沙特与美国签署了总额高达11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特朗普还出席了美沙双边会议、美国与海合会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以及美国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峰会。

特朗普此访不仅标志着美沙同盟关系的回暖，也重申了沙特在美国中东外交中的重要地位。沙特还利用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遏制伊朗地区扩张的共同诉求，谋求建立地区反伊朗阵营。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公开表示反对伊核协议，称其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并承诺将重新就伊核协议进行谈判。沙特抓住这一时机，在特朗普上台后积极修复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谋求在美国支持下巩固沙特的地区大国地位，削弱和遏制伊朗的地区扩张。

此外，尽管沙特与以色列尚未正式建立任何外交关系，但伊核危机爆发后两国就已开始秘密接触，寻求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伊朗。2017年11月19日，以色列能源部长尤瓦尔·施泰尼茨表示，“由于对伊朗的共同担忧，以色列与沙特有过秘密接触”，这是以色列高级官员首次公开承认两国之间的接触。同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加迪·艾森科特在接受沙特媒体专访时表示，以色列愿意与“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交流经验、交换情报以对抗伊朗。在特朗普执政末期的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初，以色列相继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实现关系正常化，外界多认为这种变化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沙特的推动。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叫停对沙特和阿联酋的部分军购协议、出台对沙特记者卡舒吉事件的调查报告并启动对沙特的制裁、宣布终止在也门战争中对沙特的支持，并撤销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美国与沙特的关系相对特朗普时期明显降温。

其二，积极加强同俄罗斯、中国等亚太国家的合作。

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对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支持，一度使得支持叙反对派的沙特与俄罗斯矛盾加剧。但是，伴随美国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沙特迅速调整了对俄政策，并在经贸、安全和能源领域与俄展开合作。2017年10月4日，沙特国王萨勒曼首次正式访问俄罗斯，被媒体誉为“历史性和解”。访问期间，沙特与俄罗斯达成购买俄制S-400防空导弹系统合同，次日美国宣布批准因卡塔尔断交危机而中止的对沙特出口价值150亿美元的“萨德”反导系统的合同，可见运用对俄友好来刺激沙美关系显然是沙特国王访问莫斯科的重要策略。

“向东看”是阿卜杜拉国王时期制定的政策。萨勒曼国王执政后更加重视“向东看”政策，全力开拓亚洲外交。近年来，沙特对外政策的“向东看”趋势日益显著，开始重视同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合作，沙特的核心诉求是确保和扩大沙特的石油出口，维持国家发展和稳定所需的财政收入。

2017年2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及其团队展开了为期一月的亚洲之行，对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日本、文莱等国进行访问，并与这些国家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中国实力的日益强大和对石油的大量需求对于低油价压力下的沙特至关重要，2017年3月，萨勒曼首次访问中国期间表示，沙特愿进一步深化沙中两国在经贸、投资、金融、能源领域合作，提升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由此可见，在夯实与美国盟友关系的同时，积极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合作，成为沙特的战略选择。

以遏制伊朗为中心的对抗性地区外交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伊朗积极介入地区动荡国家和沙特周边国家的局势。在沙特看来，伊朗试图通过巩固“什叶派新月带”，打造德黑兰通向地中海的“战略走廊”，这使得以地区领导者自居的沙特的不安全感日益上升。但在前国王阿卜杜拉执政期间，沙特一直强调通过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来确保自身安全，并在总体上奉行温和、低调的外交政策。但是，2015年萨勒曼执政以来，沙特的地区外交发生了从低调温和向进攻和激进的转变，开始以进攻性外交主动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其核心则是对抗和遏制伊朗。

首先，为争夺地区领导权与伊朗展开全面对抗，沙特积极构建反伊朗阵营。在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博弈中，沙特一直致力于打破伊朗主导的从波斯湾延伸至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瓦解伊朗领导的什叶派联盟。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沙特高调支持叙反对派武装对抗伊朗支持的巴沙尔政府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伊朗在叙利亚开展代理人战争。2015年7月，伊核全面协议达成，沙特对伊朗地区扩张的担忧进一步加深，导致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对抗持续加剧。2016年1月2日，沙特以涉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处决了什叶派教士尼米尔等人，引发了伊朗民众冲击沙特驻德黑兰使馆。1月3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为对抗伊朗领导的什叶派力量，沙特积极构建对抗伊朗的阵营，同时打压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亲伊朗力量和立场摇摆的政权。2017年6月，沙特以卡塔尔元首发表亲伊朗言论为由，联合阿联酋、埃及、巴林等国家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并对卡塔尔实行领空和海上封锁。同年11月4日，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在利雅得访问期间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并宣布辞职。分析人士指出，沙特批评哈里里既没有压制真主党对黎政府的主导权，也没有阻止真主党到邻国叙利亚参战，导致巴沙尔保住了政权，哈里里明显是受到了沙特方面的压力而被迫辞职。上述事件反映出沙特已放弃了过去温和务实的外交风格，而是以强硬的进攻性外交来对抗伊朗崛起。

其次，沙特频繁使用军事手段介入地区冲突和阿拉伯国家内政。近年来，沙特对巴林危机、叙利亚战乱、也门乱局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军事干预。2011年年初，巴林国内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沙特为防止其支持的巴林逊尼派王室被推翻，以维护巴林“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为名，集结海合会“半岛之盾”联合部队进驻巴林平息动乱。在叙利亚问题上，沙特通过向叙反对派提供武器和资金扶植代理人。在也门危机上，2015年3月沙特支持的也门总统哈迪因遭到国内胡塞武装袭击逃亡利雅得避难，沙特迅速集结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组建军事联盟发起行动，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军事打击。

在地区外交中，除了与伊朗的博弈日益呈现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对抗外，沙特与另一地区大国土耳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进入21 世纪以来，土耳其和沙特的国力迅速增长，作为地区大国，双方都把追求地区领导权作为各自的对外战略，进而引发双方围绕地区热点问题话语权、宗教领导权和发展模式主导权的竞争不断加剧。土耳其和沙特围绕地区领导权的争夺是一种权力竞争关系，而不是全面对抗的关系，这不同于沙特与伊朗的结构性对抗，但会导致中东地区格局更加复杂，同时也会对沙特的地区外交构成制约。

沙特激进的地区外交与国家转型之间的矛盾张力

沙特介入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危机，以及同卡塔尔断交等一系列进攻性外交行动，很大程度上是沙特为对抗伊朗而作出的反应，这种激进外交行为对沙特的国家转型进程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不仅消耗了大量国家资源，也使其国家转型缺少和平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

第一，海合会是海湾六国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但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关系的亲疏却使海合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海合会的主导者沙特为加强自身对抗伊朗的优势，要求海合会其他成员采取一致的外交政策。但部分成员国并不愿按照沙特的意愿处理与伊朗的关系。2016年沙特同伊朗断交，只有巴林紧随其后同伊断交，其他国家只是宣布降低外交级别，凸显了海合会内部分歧严重。2017年6月，因不满卡塔尔与伊朗关系暧昧，沙特、阿联酋、巴林等国同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导致海合会发生严重分裂。海合会作为沙特地区外交的核心平台，其分裂会严重削弱其地区领导力和影响力。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并未使卡塔尔沦落，反而使卡塔尔与土耳其、伊朗的关系更加密切，进而使沙特陷入尴尬境地，并最终在美国的调解下选择与卡塔尔缓和关系，但断交事件无疑给海合会的团结投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第二，沙特以遏制伊朗为中心的地区外交，尤其是其在也门、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的冒进政策，使沙特或深陷地区危机难以抽身，或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处境。沙特武力干涉也门的“决断风暴”行动对胡塞武装久攻不下，不仅使沙特军事开支猛增进而出现巨额财政赤字，也使自身遭受“也门人道主义危机的主要责任国”的指控，令沙特在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形象持续恶化。沙特介入叙利亚战争，为叙反政府武装和极端组织提供资金支持，但却无法实现颠覆巴沙尔政府的目标，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地位也日趋边缘化，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此，沙特强势介入地区事务的进攻性外交，不仅未能提升和巩固其对阿拉伯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权，反而使自身进一步深陷地区危机，对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上的依赖进一步加重。

第三，从更深层次上说，沙特同伊朗的对抗尤其是教派矛盾的激化，与国内的宗教温和化改革存在巨大的矛盾张力。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倡导“温和伊斯兰”的目的是推进沙特社会文化转型，为推进去极端化工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创造条件。然而，沙特在积极倡导伊斯兰教温和化的同时，对外却又使用基于教派主义的政治话语同伊朗进行地缘政治博弈。沙特同伊朗的对抗，本质上是两国争夺地区事务主导权的地缘政治博弈，但沙特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教派矛盾，不断煽动教派仇恨，拉拢中东逊尼派国家共同对抗伊朗等什叶派政权，甚至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要求相关国家选边站队，试图以阵营化的对抗态势削弱伊朗的势力范围。

这种基于教派政治同伊朗进行地缘博弈的政策取向，与王储所谓“对所有宗教持开放态度”的说法自相矛盾。对沙特而言，对内塑造伊斯兰教温和化话语与对外激进的外交行为，尤其是以教派划线拉拢逊尼派国家加入反伊朗阵营，这种自相矛盾的话语体系构成了沙特国家转型的阻碍，最终势必导致国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和教派矛盾加剧。

第四，沙特对以色列的功利性外交，会引发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不满，并有可能使其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长期以来，沙特对阿以问题的立场始终是服从国家利益，避免直接介入阿以冲突，选择在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反以斗争。近年来，为遏制伊朗在地区的扩张和争夺地区领导权，沙特与以色列公开接触，与以色列建立反伊朗战线，可能导致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对其不满与质疑。“阿拉伯之春”以来，树立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是沙特外交转型的重要目标，与以色列的进一步接触，有可能使沙特陷入以色列分化阿拉伯国家团结的陷阱中，从而使沙特在阿拉伯世界陷入孤立。

由此来看，沙特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地区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海合会内部分裂，使沙特的国家转型缺少和平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而贸然选择与以色列走近也存在巨大的风险。

总之，萨勒曼执政以来的沙特外交可以概括为协调性的全球外交和对抗性的地区外交。在全球层面和大国关系方面，沙特推行平衡外交和外交关系多元化，并取得了不少成效；在地区外交上，沙特采取以遏制伊朗为核心的对抗性外交，导致周边环境不断恶化，尤其是其外交激进化无法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多元化、世俗化、温和化的需要，进而推高了沙特国家转型的风险。

从更加全面的角度看，沙特国家转型存在着政治、外交与经济、社会转型不匹配的矛盾。从目标和措施来看，沙特国家转型的重点在经济和社会领域，政治领域进行了继承制、大臣会议制度和行政机构等方面的改革，但没有对国内僵化的政治制度和体制进行彻底改革，而政治上的集权化也加剧了权力斗争，威胁国内政治稳定；外交上的冒进政策使沙特陷入中东乱局难以抽身，对外干预的高额军费开支最终反噬国内经济转型，而挑起教派对抗的做法也不利于国内推进伊斯兰教温和化。总之，政治、外交转型的相对滞后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内在需求存在严重不匹配，对沙特国家转型的平衡推进产生了严重的掣肘。

（刘雪洁，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